唐代，中央职官制度渐臻完备无知无觉，国家集权管理职能日趋繁复，职能部门逐渐增多，在京供职人员数量大幅上升。唐代官陈若怡员住房形式呈现多元化特点，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或借居。这既与唐代的发展相关，更与官僚制度的演进具有密切联系，对宋元乃至明清的官员住房制

唐代，中央职官制度渐臻完备，国家集权管理职能日趋繁复，职能部门逐渐增多，在京供职人员数量大幅上升。唐代官员住房形式呈现多元化特点，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或借居。这既与唐代的发展相关，更与官僚制度的演进具有密切联系，对宋元乃至明清的官员住房制度具有深远影响。

我国古代对官员居官期间的住所有多种称谓，如“官舍”、“官寺舍”、“官宅”、“官第”、“公第”、“官廨”等。为论述方便，本文统称官舍，指官员在任期间由国家提供用以解决其住房问题的房舍。唐代以前，官舍通常位于官署之内。官署前为正堂衙署，为官员办公理事之所；后为官舍，供官员及其眷属住宿、生活之用。官舍所有权属于朝廷或地方政府，官员一旦卸任或调离岗位，则要搬出官舍。这种官员住房规定在汉代已趋向制度化，类似于现今西方国家的“官邸制”。唐代官舍则呈现多样化特点，以租赁或借居为主。官舍制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办公与生活一体，可满足履职便利、安全保密等需求。

汉魏官舍由国家提供

“官舍”一词可溯至汉代，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多有提及。《汉书》卷93载：“上（汉哀帝）以（董）贤难归，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，止贤庐，若吏妻子居官寺舍。”此处“官寺舍”指董贤任侍中期间国家为其提供的住房。可见，汉代中央官员不仅有自己的官舍，而且其家属也可以随居。《汉书》卷77又载：颍川太守何并“性清廉，妻子不至官舍”，意思是何并为官清廉，没有让妻儿一起住进国家分给他的官舍。由此可知，汉代不仅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提供住房，而且允许家眷一同入住。官员家属是否入住，并无强制要求。何并妻儿不至官舍，成为他为官清廉的佐证。

魏晋时期，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，战乱频繁，政权更迭。但是，官员住房由国家免费提供这一制度并未有较大改变。《晋书·陶侃传》有言：东晋名将陶侃“备威仪，迎母官舍，乡里荣之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官舍”指他担任江夏太守、鹰扬将军时的居所。《南史》卷48载：“初，（陆）琼之侍东宫，母随在官舍”，即是说，梁武帝时期，陆琼侍于东宫，可携家眷入住官舍。

唐代官员租赁官舍

唐代，中央职官制度渐臻完备，国家集权管理职能日趋繁复，职能部门逐渐增多，在京供职人员数量大幅上升。据《文献通考》卷47可知，唐代供职京师者已达两千多人。此外，还有数倍于此的家眷、小吏、杂役、佣人等，倘仍由政府免费提供官舍，将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。因此，唐代官舍制度发生明显变化，国家为官员提供免费官舍的色彩逐渐消褪，转而以有偿形式供官员租赁，同时，官员住房形式日渐多样化，导致官舍与官署相分离，即官舍未必在官署之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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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赁宅有多种称谓，如赁房、佣居、假居、徽赁、税舍等。在赁宅而居的人群中，官吏占据重要部分，主要包括在京的中下级官吏、地方官吏以及临时派遣的使职官吏等。贞观十九年（645），白居易在长安任校书郎，为九品官员，租住于常乐里，其诗句“茅屋四五间，一马二仆夫”，描绘了当时的租住情况。他当时的居住条件并无官家风范，倒像是普通人家。元和十年（815），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，官阶正五品上，在长安昭国坊租宅而居，诗云：“归来昭国里，人卧马歇鞍……柿树绿阴合，王家庭院宽，瓶中鄠县酒，墙上终南山。”其住宅有宽大庭院和矮墙，越过墙头可见远处终南山。昭国坊位于长安南城，居民较少，白居易虽官居五品上，但并非显达之职，经济实力一般，故仍租房而居。

唐代由国家拥有产权的那些官舍，虽不再为官员免费配给，但可以租赁给官员居住。《唐会要》卷86载：“南北衙百官等，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，广造店铺，出赁与人”，足见官舍出租之普遍，京师官舍还设有庄宅使专门负责管理。

官员选择赁租的形式以解决住房问题，有多种原因。首先，就中下级京官和地方官员而言，任职时间有限，没有在京城购置产业的必要；京城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较高，中下级官吏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，在京师租赁较之购买宅邸更为划算。其次，落叶归根的情怀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，即便供职京师的高官显达，有时也会选择赁居，告老还乡之后再置房产定居。最后，唐代长安经济繁荣，商品经济活跃，租房产业发达，为官员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了诸多便利。

唐代官舍形式多样

除赁居以外，官员还可自建住宅。唐代推行均田制，官员按品阶分得永业田、职分田和宅地。宅地即官员在任时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宅基地。《新唐书·郭元振传》载：“及贵，居处乃俭约……建宅宜阳里，未尝一至诸院厩。”即是说，武后时期，郭元振曾任兵部尚书，后因平息内乱，封代国公，其官舍迁至宜阳里，自建官宅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官员也购买宅邸。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：“居易罢杭州，归洛阳，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。”长庆元年，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购买了杨凭宅邸，当时他已至暮年，购宅定居，以享天年。

皇帝赐宅是官员获得住宅的特殊形式，仅限于少数高层官员。赐宅是历代帝王赏赐臣下的重要方式，而非唐代独有。赐予官员宅舍的缘由各有不同，或因功嘉奖，或因宠幸赠赐，或作为安抚手段。唐玄宗时期，杜暹时任安西都护，在平定叛乱中立下战功，升迁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玄宗还赐以宅邸。武则天时，狄仁杰官居中书令，深为武后重用，故赐宅以示荣宠。以上赐宅，显然是将房宅的所有权一并赐予，可传诸子孙后世。但是，有的赐宅只是给予官员以居住权，所有权仍属于国家。这种情况一般是官员向朝廷申请住房，经过一定程序，皇帝予以批准。唐玄宗时，张九龄请求皇帝赐宅居住，玄宗批阅：“比来官宅，随事借人……可择日移入。”张九龄只有居住使用权，并无宅第所有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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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唐代官舍出现了多种居住形式，较之汉晋已大有不同，但是官署中设置官舍这一惯例并未完全断绝。例如，对于每年派遣至京师的朝集使、中央临时征召入京的官员，国家仍会提供住房。《通典》卷74载：“（贞观）十七年十月，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，为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……建中元年户部奏：‘若令州府自置，事又烦费。伏请以官宅二十所，分配供给诸州朝集使。’敕旨‘宜依’。”依唐制，朝集使为上计使者，按照惯例每年至京师朝觐，文中提及的“邸第”及“官宅”均为国家所有，提供给朝集使和入京述职的官员住宿使用，类似现今的国有招待所。

总的来说，唐代官员住房形式呈现多元化特点，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或借居。这既与唐代的发展相关，更与官僚制度的演进具有密切联系，对宋元乃至明清的官员住房制度具有深远影响。

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